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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博体育午间阅读 自新世界重新理解旧技术——专访《编木拱桥》作者刘妍发布日期:2023-03-12 浏览次数:

  赛博体育编木拱桥技术,是一种以木材编织取代寻常由石材堆叠来构造拱桥的匠作技术,极为特殊和精巧。它在中华文明中的踪迹,是《清明上河图》视觉中心的那座“飞虹”,也是浙闽交界深山中一百多座历史遗构。同时,也在世界不同文明、不同历史时刻中,留下了平行且独立的“奇异共振”。

  可以预见,2023年将是AI技术和工具井喷式爆发的一年。从去年底到现在,在文字、音频、视频种种层面生成落地的AI产品,已然不可计数。眼见AI“新世界”大门豁然洞开,我们仍在迷茫,踟蹰着不知前路所去往的是通过技术实现天下大同的“桃花源”,还是技术终将奴役人类的“数字城堡”?

  文明有代谢,社会变革斗转星移,然而古今技术的演化方式却往往殊途同归,于人类发展之茫茫漆黑旷野中,作为天空中最亮的星辰之一,为举目彷徨的我们,提供发展基本坐标点的指引。因此,站在AI新世界的大门之前,重新理解旧技术有其独特意义。

  编木拱桥技术,是一种以木材编织取代寻常由石材堆叠来构造拱桥的匠作技术,极为特殊和精巧。它在中华文明中的踪迹,是《清明上河图》视觉中心的那座“飞虹”,也是浙闽交界深山中一百多座历史遗构。同时,也在世界不同文明、不同历史时刻中,留下了平行且独立的“奇异共振”。

  这项遗留于闽浙山区的传统营造技术,早早进入了“辉煌的死胡同”,在2009年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》。但建筑历史学者刘妍在对其实地考察、复刻、钻研了十二年之后,仍旧兴趣盎然、越加深入。“我相信我和木拱桥课题的相遇是一种宿命。”他和编木拱桥的缘分,起于入学清华土木系的第一堂课,教授所提到的汴水虹桥及其结构疑题就激发了他的挑战欲;在博士阶段,他系统地对闽浙木拱桥进行了测绘考察,更加笃定编木拱桥和他的相遇是一种“宿命”。编木拱桥是小切口,却能深入不同文明,并且有足够完整的案例,是刘妍最为理想的课题;他接受过结构工程和建筑史学的双重教育、有足够的体力去长期田野测绘,也是后者最为理想的人选。两种“理想”便如此碰撞到了一起。一本《编木拱桥:技术与社会史》,是他对编木拱桥的阶段性研究成果,更是“一张以构造思维为核心的人类历史地图”。

  “中国山区的编木拱桥,是在社会条件、技术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夹缝中,被‘逼’出来的技术。”刘妍将对编木拱桥这样看似不是”顺理成章“产生和消失的技术,归纳为“种子、土壤、生长环境”的理论模型加以探讨,技术想法犹如”种子“落入社会需求的“土壤”,但能否茁壮成长,则需要整个社会在一段相对更长的时间之内,为其提供演化推进、传承传播的“生长环境”。这也意味着,刘妍认为对于编木拱桥类似技术演化传承的讨论,必须从单论“种子”(也即技术视角),进入到更枝叶繁茂的社会史视角、以人类学方式的对“土壤”、“生长环境”的研究中去。

  他生动形象地将这样研究路径的转变比喻为从“摘桃子”到“看见那棵桃子树”。在他看来,这是从研究“一时一地”的技术价值,转而研究技术的“完整价值”,其中包括技术的“生存、生长历程及策略”、和环境的“相互选择”乃至进化历程,最终指向对人类文明“整体理解”。

  “只有理解了这一刻,才能知道下一刻,在每一个交叉点上,每一次遭遇,都蕴涵了一个新的或潜在的方向。”正如他热爱的电影《云图》的台词,在更遥远的技术发展最终极高穷尽之时,这些证明了旧日人类存在价值的技术备忘录,或许将为陷入意义虚无的人类,提供“另辟蹊径”的拯救之道。

  经济观察报: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“编木拱桥”还是个比较陌生的术语,您可否首先为我们简要地介绍下何为“编木拱桥”?

  我们建造木桥,往往采用的是梁式结构。最简单的木桥——“独木桥”,是将树木横放在河上,踏上树干过河。当河宽度变大时,需要更多的树木,中间就增加桥墩,也增加水平的“梁”木,来承受人走上去的荷载。这种平着的构件直接承重的,就是“梁桥”。

  如果造桥的材料变为石头,最适合的结构是拱桥,而非梁桥。梁的受力形式是“受弯”,直观地看,拿一根长条橡皮当作梁木,中间加上向下的力,它的上表面会压缩,下表面会张开——受弯的结构一侧受压,另一侧受拉。因此使用石头做梁的话,除了重量大、建造不方便,还有韧性不好,也就是更脆、更容易断裂。所以当人们用砖石来建造跨度较大的桥,一般是采用“拱桥”形式。拱是将许多小块“砌体”——石头或砖头堆叠在一起,互相挤压、互相支撑,受力沿着结构的拱形线条向下传递。

  至于编木拱桥,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桥梁结。它采用了木材,而不是砖石,来构建拱形结构。它将木材横纵交织,好像编竹筐的经纬交织,来形成拱形,既受弯,又部分地遵循砖石拱中传力机制。除了力学原理上特殊,构造也很特殊。平直的木材,通过编织、交叉、叠压、互相咬合等方式形成拱形,就需要特别的节点连结,施工上也颇有一番技巧。

  在全世界不同文明中,编木拱桥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。在有些文明中,我们只在史料里看到它的痕迹,现实中却不见其影。在中国的史料中,我们最熟悉的编木拱桥,是宋代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中,位居中央的虹桥,只是普通的观者未必注意到它与普通桥梁的特殊之处。《清明上河图》有许多版本存世。台北故宫所藏的明清版本,虹桥是石拱桥;而北京故宫所藏的宋代版本中,细心观察的话,就可以发现这座大桥是用上面所说的编织木材方式形成的拱桥。我国民间流传一种民间游戏“筷子搭桥”,和它的结构非常相似。

  经济观察报:您书中主角是位于闽浙山区留存至今的那些“编木拱桥”,从技术角度来看,这些桥梁为何能更胜任艰巨的施工背景,即使它本身对施工条件的要求相当苛刻?

  刘妍:回答这个问题,要对比一下中国的两种编木拱桥。第一种是前面说的宋代的虹桥,它是在国家的交通大动脉——大运河,建造的国家项目。另一种是在闽浙山区建造的民间工程。这两种类型的编木拱桥,时代背景很不一样;在结构构造和造桥技术上,也有很大差别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——在这些地方,石桥或者更常规的桥梁的建造都失效了,只能求诸于编木拱桥。

  第一种编木拱桥,除了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的那座虹桥,《宋会要》和《宋史》有记载,北宋中后期,在汴水和其他重要的河道上,还有好几次建造虹桥的尝试,有的成功,有的失败。汴河当时是国家非常重要的南北运输通道,承担着漕船运送粮草和其他物资的任务,可谓是一条经济“大动脉”。在这样的“大动脉”上,要建造二三十米跨度的桥梁,但又不能截断运河,就成了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。因为河道太宽,当时正常的桥要在河水中央建造桥礅或桥柱,常常有船只与桥柱相撞,船毁桥伤。因此,建造没有柱子或桥墩的“无脚飞桥”,就成了当时国家层面相当迫切的需求。《宋会要》里就记载了一次国家层面的建桥工程,耗时多年,耗资超出预算三倍,仍没有建成。最后是多年之后,同样的设计在其他地方才成功落成。所以,形式上的特殊只是编木拱桥的一个特别之处,施工上的困难才是最大的挑战。

  而民间的情况则不一样。比如闽浙交界山区,是经济、文化、技术都不发达的地区,遇到险要的环境,类似悬崖上或水深的河道,若想建造石拱桥,人工和经济上的压力负担会更大。而这些地区发展出来的编木拱桥,可以非常巧妙地使用很简单乃至简陋的脚手架来施工,节约了相当多的资源和人力投入。

  具体地解释一下,砖石的桥梁因为是由小块的砖石一块块拼成的,所以需要每一块砖石全部安置到位,才能形成挤压的整体,结构才稳定。因此,在建造石桥时需要非常完善的脚手架,从底下将整个结构稳固地托架起来。按照中国传统叫作“满堂红”脚手架,使用大量密集的柱子,托举起同样密集的托梁和木板,实际上等于先架了一座木桥,木桥上再建石桥,石桥建好后再把木桥拆掉。如果是建在山区悬崖上的话,这种脚手架本身的耗材就会很大,甚至比一座木桥自身消耗的木材还要多。然而,从石拱桥变为木拱桥,小石块变成了长长的木梁,这些木梁间又依靠榫卯来连接固定,脚手架就可以做得很简单,经济和人力上都会节省很多。

  而且,石桥的建造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投入。从山区开采石头、加工,到整个施工,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支出。那些经过精雕细琢流传下来的经典的石桥,比如北京皇家园林中的十七孔桥,或者是江南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场景,其实都是在社会和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。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山区,山民们也就有动力去探索其他形式的桥梁。所以,中国山区的编木拱桥就是在社会条件、技术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夹缝中,出来的。

  经济观察报:这本书的副标题为“技术与社会史”。技术来自您的实地考察和复刻,在本书中也有大量篇幅来做硬核的展现,但您为何决定也将社会史视角引入,并给其相当重的分量呢?

  刘妍:从技术史向社会史的转向,其实也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。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共花费了12年。最初它其实是我的博士论文,是从建筑学层面的技术视角来关注编木拱桥,但是在研究过程中,我发现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,更是社会问题。不理解社会,就不能真正理解这种桥梁。

  博士论文在初稿完成时,其实还是相对纯粹的技术写作。但我绕不过去一个问题:编木拱桥在全世界那么多地方出现过,达芬奇在他的手稿里有思考,在德国、北欧,都有人尝试,基本是灵光一现,随后就无声息地消失了,甚至宋代汴水上的虹桥,经过改朝换代也灰飞烟灭了,但是为什么在中国闽浙地区,编木拱桥能被保留下来?

  我是1980年代出生的人,从小沉浸在民族文化自豪和爱国主义教育中,这些在我对技术的认识方面也留下了痕迹:承认我们近代的落后,但也强调我们在历史上曾拥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技术。但这两者是有矛盾的,而编木拱桥恰好就在这个矛盾的问题节点上。它实现的技术能力在亚洲的纯木材桥梁中是最大的,可以做到40多米的跨度,而其他形式的木构桥梁,最大只能做到30多米的跨度。当然欧洲传统上有更大跨度能力的木构桥梁,这个另说。在亚洲,编木拱桥是桥梁技术的一个顶峰。

  但矛盾的是,这种技术顶峰并不是社会“先进性”的代表。浙江和福建两省虽然都是富裕发达的地区,但它们的交界山区,历史上曾经是政权的飞地,是在经济、文化、技术方面都很落后的角落。这种厉害的技术恰恰是在落后偏远的地区诞生的,这似乎就和我们对于技术发生的一般规律产生了矛盾,就需要解释。赛博体育

  为什么这种木拱桥只在东南山区发展成熟了?我把技术上所有的可能性都讨论穷尽了,却无法找到答案。赛博体育最后不得不把目光放得更宽广,从其他各种角度来寻找答案,直到借助社会史的视角从“匠人家族”中找到了端倪。就像我在书里写到的,建造编木拱桥的“匠人家族”,他们的技术与社会地位有种“翘翘板”式的特性:地域发展得越好、家族条件越好,技术反而不太容易产生;恰恰是在位置更偏远、经济条件更差、地位越边缘低下的地方和匠人,才能“逼”出更娴熟的造桥技术。这样的一种理解,是我在探索各种可能的解答方向后,最终找到的答案。

  最终,我将这种思考归纳出一个理论模型,叫作“种子、土壤、生长环境”,用来探讨许多看似不是顺理成章地产生和消失的技术、文化现象。这个模型认为,一个人产生一个技术想法,只是一枚“种子”,要想在社会中真正实现并扎根,需要有“土壤”,就是有社会需求。而这种技术或现象能不能延续下去,则要看整个社会能否在一段相对更长的时间之内,给“种子”提供继续去演化推进、传承传播的社会条件。对“种子”的讨论大概还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技术问题,而“土壤”和“生长环境”,就都要在社会史中去寻找答案了。

  经济观察报:说到土壤,您也在书中提到,这些山区历史上是“矿变”之时最凶猛的地方,当时的奏章说这些地方“生计鲜少,救死不赡”。这种过去的穷山恶水是否反倒为“编木拱桥”技术提供了家族相传来保存的沃土?亦或是天花板不高的限制?

  刘妍:在贫困的地方、穷途末路的环境下,人们往往有一些狠性。这些“矿变”区域因为匪盗频繁,广泛有武术传统。山区开发之后,人们有运输木材的需要,也掌握了从山涧沿河流运送木材的技能,这两点都为他们建造编木拱桥提供了很必要的技术基础。同样是山区造木桥,云南也有很多样的木桥的探索,但就不会诞生编木拱桥,原因之中,云南物产相对丰富,无需像闽浙这样以搏命的姿态工作,也没有水运木材的产业提供的水上作业技能。

  因此,编木拱桥的出现有很多层面的原因,包括历史环境、自然环境、事件环境以及当时这些匠人赖以为生的行业基础。所有的因素,包括意外的因素凑在一起,共同促成了编木拱桥在此地出现,并传承下来。

  至于技术天花板的问题。闽浙地区的编木拱桥技术,确实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水平。但不是因为偏僻或贫困,而是技术本身的特性。为了方便施工,编木拱桥必须要采用“三折边拱”作为基础的起点,而三折边拱就限制了桥的跨度最多只能达到40多米。在这个基本限制之下,匠人只能在节点构造、施工手法等细节和局部上进一步探索,而不可能出现重大形式上的、系统上的突破。这有点像中国技术史上的一个著名的论断——彭慕兰所引述的大卫·莱文的结论“辉煌的死胡同”。它在它的探索方向上,已经达到了技术发展的最高峰,但没有引入外源性技术,不能突破它自身的系统的话,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当然今天在匠系之外,建筑师、工程师可以跳出那个“死胡同”的体系,不受三折边拱的限制,有完善的施工辅助和各种新材料,就有更广阔的探索空间,诞生了非常多样的新创造。

  经济观察报:您将“编木拱桥”技术之所以能流传至今的原因,总结归纳为了“传承”和“传播”这样按照亲缘关系从近到远的扩散式结构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,在家族传承的“核心技术”这个圈层的内部,还有一层由更核心成员传承的“核心知识”。这种核心知识,具体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,是对经验更抽象的原理式总结,还是更靠近偶然成功的玄学口诀?在某些意义上而言,核心知识是否已经进入了科学而非仅仅技术的范畴?一些中国科学史学者认为,中国古代有技术而无科学的。

  想要理解这一点,我们首先要转换一些观念。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技术文化与科学是不同的,但这个不同并不是说科学有一个更高的门槛标准,达到了就进入科学,没达到就不是。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做得不够好,而是体系上的不同。口诀就属于不同的体系。

  例如,现代的建筑学——科学体系中的建筑学,进行设计的基本方式是使用准确的、符合作图标准的图纸。图纸就是一种体系化的媒介,连接沟通设计思想与工程手段。中国传统匠人不会用这样的图纸,而是使用其他的媒介,包括数字、符号和线条,以及口诀。这些信息的表达方式不符合科学体系的文字或者图像,但它们有它们的体系。它们在自身的体系逻辑之下,是高效运作的。所以,要真正认识中国传统营造的技术体系,就不能使用科学体系认知和“切分”它。只有理解了它自身的运作体系,才能“庖丁解牛”,否则就是“乱剁一气”。

  这实际上也回答了您第二个问题。首先这套体系不是科学。因为当我们谈论“科学”,它也是一套完整的体系,包括以认知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,也包括按照这套体系,来生产新的知识和技术产品的方式。

  但是,中国古代“有技术无科学”的总结也是有偏颇的。这个总结忽略了中国古代所拥有的体系。所有的体系都是拆解、认识世界的方式。科学体系更贴合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,因此可以引领人类走得更远。而中国传统的技术体系,比如中医、道家的哲学、玄学,也是认知、拆解客观世界的努力。

  匠人的知识与技术也是这样。它并不是把这一块局部归入科学、另一块划入玄学。它有它自身的体系,一套齿轮咬合紧密的运作逻辑。

  我们过去对于传统技术的研究有种“摘桃子”的倾向,就是所谓的“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”,目的是“古为今用”。把能用的留下,不能用、不好用的扔掉。但是我今天做的工作是理论研究,并不仅仅满足于服务现实应用需求,而是要观察那棵“桃子树”,桃子是怎样从树上生长起来的,树又是怎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。

  经济观察报:这个世纪初,我们提中国制造,总绕不过去“华强北”“山寨”。您所总结的编木拱桥技术的流传有一个特点,越是外围匠人,越是依靠“偷师”来建桥,甚至没有偷师就敢“照葫芦画瓢”了,在古今之间,这似乎为“山寨”精神提供了一个遥相呼应的切点。

  刘妍:“山寨”这个话题,我觉得很有趣。正巧我最近看了韩炳哲的《山寨》,这本书就是讨论中国的“山寨”能力的。韩炳哲的观点非常有突破性,他认为“山寨”也是一种技术创新,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偷或者抄袭。

  当然,现代社会的“山寨”和古代的“偷师”是有很大的本质区别,我之前没有往这方面联想。您这么一提醒,二者也确实存在有意义的共通性。譬如“山寨”是通过模仿来获取知识和技术,往往无法触及核心。很多是在抄袭形式,无法获得最高精尖的技术,而是以一个“低配版”取代。这一点与木拱桥的传承传播也是一致的。“偷师”或模拟的匠人同样不能接触到“真正的”匠师家族内部的技术传承,就不会知道那些最重要的秘密知识、最关键的比例和角度。即使可以做出来一个形似的东西,但在结构上,往往做得不如真正的匠人到位,会有一些应付过去、糊弄过去的细节,技术指标就差一些。

  这些外围匠人可能做不到在危险的地方建造大规模的桥梁,但仍然可以在平坦的地方建座小桥,所谓的“平替”。但是他们也会在实践中思考。“山寨”第一座桥的时候,一些细节问题可能是“糊弄”过去的,但到第二座桥,他就会开始思考和改进。因此,只要实践足够多,“山寨”过程也可以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技术积累的过程,直到形成他自己的技术传承。这和今天很多技术发展过程也是相似的。

  经济观察报:在“编木拱桥”进入“非遗”行列之后,我们在媒体传播中很常见到,那些对“编木拱桥”“不用一钉一铆、榫卯相接”的神话式宣传。在您看来,如果要培育我们民族真正的技术自信,这样的“神话”方式是否会有些南辕北辙?对于处于技术和科学已然大发展的时代的我们而言,保存和挖掘古代技术并将之流传下去,到底有怎样的价值?这种价值是出于精神还是科学技术?

  刘妍:我在科普平台上,会比较频繁地遇到“民族神话”的问题。我是反对“神话”的,它其实是对一些片面特征的夸大。第一它在知识上是不准确的;第二它在心态上是不健康的。“神话”就是文化自负,反驳神话又往往引向文化自卑。这两种极端背后其实都指向自卑心理,这是心理学上公认的事实。

  比如,我在“一席”讲过编木拱桥之后,第一次获得了社会上相对广泛的关注,评论区出现了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:一种观点认为,研究编木拱桥这些落后的东西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,这些东西已经过时了,就应该被抛弃;另一种观点则将编木拱桥视为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,是老祖宗的智慧,这不过是另一种“套话”,表面上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,但事实上空洞无物,泛泛中将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轻飘地忽略了。

  当我们对本民族传统的文化体系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时,自卑和自负都只是应对心理危机的“应激”方式。这种自卑和自负,我也很感同身受,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印迹,扭转它是要付出痛苦的代价的。

  首先需要扭转的是价值判断的体系。科学精神背后蕴含着是一种“奥林匹克”精神——更高更快更强、通往宇宙星河。我们要走上这条“高速公路”,但我们也不应贬低和抛弃那些不能指向宇宙星河的“山间小路”。

  这有点像生物学上的“多样性”的概念。人类是地球上唯一一种进化到高智能的的物种,但是我们也需要尊重和研究其他物种的存在。哪怕只是为了人类自身,维护人类的生存环境、保证人类不至于灭绝。如果这样类比的话,即使站在一个“科学中心”主义的视角中,那些所谓的过去的、落后的甚至“低级”的技术文化,同样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的技术文明的“生态”保障或“基因池”。就像编木拱桥的技术形式可以出现在今天“普利兹克”奖获得者(王澍)的建筑作品中。

  以上都是观念的转变。那么在具体的做法上,我觉得可以将关注点从“那个桃子”转移到“那棵树”。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工科出身的学者去直面和解决这种“思想钢印”的痛苦的解决之道,是以人类学的方式介入技术研究。不管这个桃子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没有用、能不能吃、好不好吃、有没有营养,桃子的价值只是一时一地的,而这棵树整个的生存、生长历程和“策略”,它与环境的相互选择,乃至它的进化历程,是它的完整价值,并最终都可能增进我们对于人类文明整体的理解。

  经济观察报:您之前也提到过一个有趣的例子,清末到之间,出现了一波“编木拱桥”文化上的热潮,即使那些不需要用这种技术的桥梁,也出于人们的偏爱被架设为木拱桥了。而我们如果改换眼光往外望去,彼时中国社会上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铁路这一现代工程建设,其中也包括桥梁技术的跃进,早在1894年就有了第一座铁路钢桥。这种技术的,或许更是一种对文化核心认同的。大的技术变革,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对文化核心认同摧枯拉朽式的变更。今年开年我们就受到了种种AI技术下新变革性工具的冲击,那些描述未来危机的科幻作品或多或少也总会瞄到几眼,也抬高了这种技术焦虑。在您看来,如“编木拱桥”这样的旧日技术的价值,是否也在于在如今或者更远的未来,为我们提供一种文化上的慰藉?但我们也有可能,如历史上的沉迷于这种慰藉的人们,走入了以其反对真正变革性技术的死胡同中?

  刘妍:您将编木拱桥在清末时的热潮与当时西方引进的新技术联系起来,这个点很新颖有趣。我之前也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思考。因为闽浙编木所在区域,其实正因偏僻深山,是西方技术影响最晚的区域。当时这里有没有接收到新技术的信号乃至冲击,我比较怀疑。

  暂且不管这个起点,赛博体育您提的当前社会的问题非常切实。“编木拱桥”能否带来一种技术之外的“慰藉”?我想可能是“高速公路”之外的“山间小路”。AI或者说整体科学体系,虽然提供了无限前景,但仍然是沿着一个可预期的坐标轴在前进。“山间小路”虽然可能走不“远”,但是会带来“高速公路”不能看到的多样风景。

  在这条高速公路上,AI可能最终将接过人类的接力棒,冲到最前方(比如在《流浪地球2》中,从550C开始,人类已经将各种建设的设计权全权交给了AI)。到了那一天,人类想要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,也就要在“另辟蹊径”上寻找方向了。现在网上有一种“展现创造力,证明你不可被AI取代”游戏,正是这种危机的体现。而传统文化和技术,正是一种提供非科学预期、“出其不意”的创造力的源头。

  退一步讲,“沉迷于某种慰藉”或停留在一种“传统社会”一定是糟糕的结局吗?我的书在序言的写作中致敬了科幻电影《云图》,电影呈现的人类文明选择中,并不是所有的人类子民都选择了宇宙星河,亦有一些分支主动选择停留在传统的社会形态。和平、稳定、安逸的社会(或心灵)对于“史诗”来说是乏善可陈的,但难道不也正是人类的追求之一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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