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赛博体育触目惊心 贵港木材厂十几个工人染上“怪病”发布日期:2023-03-03 浏览次数:

  赛博体育对于贫困山区的群众来说,打工是最现实的脱贫方式。一批又一批年轻力壮的中青年走出大山找寻机会,通过自己的打拼让孩子有书读,让家人住上水泥砖房,逐步实现家庭脱贫奔小康。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几名农民工在外务工时,却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“怪病”,高额的医疗费无情地将几个刚脱贫不久的家庭打回原形,甚至陷入更深的绝望中。

  隆林各族自治县位于百色市西北部,地处滇、黔、桂三省(区)交界处,是国家级贫困县,属典型的老、少、边、山、穷地区。

  王国庆的家,位于隆林县城60多公里外的岩茶乡弄金村荒田屯,从隆林县城开车进去还要近三个小时。王国庆今年50岁, 2017年8月,刚在家里建好伙房的他接到老乡王亚忙的电话,说贵港一家木板厂有工做,他没多想就去了。两个多月后,他感觉出了状况。

  王国庆先是在贵港医病,借来的1000元钱很快花光了,但病情不见好转。同年11月9日,王国庆回到老家继续治病。可没多久,他以下完全失去知觉,原本在广东打工的女儿只能辞掉工作,回家照料瘫痪在床的父亲。

  躺在床上的小伙子叫李阿六,今年36岁。他和老乡王国庆、王亚忙都在贵港市同一家胶合板厂做工,三人组成一个生产组,专门从事建筑模板的加工。也许是年轻人对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敏感一些,他早早就察觉不太对劲了。

  2017年9月4、5日这样,脚又冷又麻的,十几天后,晚上睡的时候我盖那个棉被都没感觉,盖不盖都不知道。

  2017年10月19日,李阿六回到隆林老家的县医院看病,但无法查明病因。后转到百色、南宁等大医院,才确诊患上了“上升性脊髓炎”。治疗期间,李阿六病情迅速恶化,出现四肢无力全身瘫痪的症状。严重时一天内还出现多次休克。

  后来医生抢救过来,他说不太乐观了。然后我跟医生说,想带他先回去隆林了,给他两个小孩看他最后一眼。

  医生总共抢救了四次,才勉强将他从“鬼门关”拉了回来。出院后,李阿六的大哥把他安顿在隆林县城一处挨近医院的出租房内,以便再次出现紧急状况送医院抢救。

  在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一个简陋的出租屋里,记者见到了王亚忙。两位老乡病倒后,惶惶不安的他最终也没能逃脱厄运。

  2017年11月18日,王亚忙到贵港市人民医院就诊,诊断结果为“周围神经病变”。经过一周住院,他勉强能走路了,但短期内已失去劳动能力。

  记者了解到,在胶合板厂工作、患上“怪病”的还不止这三人。2017年9月,贵港市覃塘区鞍山木业厂,隆林籍工人梁阿山被查出患上 “脊髓炎”;同年10月至11月期间,在覃塘区艾林和新飞两家胶合板厂,隆林籍工人梁富生和李汉朝,还有三名来自贵州的工人也相继发病;2017年12月18日,与王亚忙同厂的云南籍工人王惠元,也被确诊为“脊髓脱髓鞘病变”,双腿行走困难。

  短短几个月,贵港多家胶合板厂患病工人多达十人。他们从事的都是一种叫“做边”的工作,病情均诊断为脊髓炎和脊髓炎前期的神经病变,患病者轻则丧失劳动能力,行走困难;重则瘫痪在床,生活无法自理,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。

  本想打工挣点钱,不料钱没挣着,身体却垮了,有的还差点送了命……到厂里打工竟然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,他们所在的工厂,还有当地有关部门知情吗?引发这场疾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?

  王亚忙告诉记者,他们是在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泰源胶合板厂打工。工厂里的木材经过过胶、排板、热压、锯边等工序,最后再封边、冷压、喷漆,形成可供工地使用的建筑模板成品。他和李阿六他们三人从事的就是最后三道工序,俗称“做边”。具体就是将防腐防水的“补边膏”均匀涂抹在叠放好的木板边缘,然后将木板冷压,最后再进行喷漆。

  王亚忙说,整个作业过程,除了喷漆环节,他们不需要专门的防护服装,也不需要佩戴防毒面具。但到木板厂打工多年,他之前没听说谁得过这种“怪病”。同一时期相同岗位工人相继患病后,当时“做边”涉及的一种叫“模板补边专用膏”的封边材料,成了大家的重点怀疑对象。

  2017年8月份开始换了那种材料。一打开就发现臭啊,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,反正老板拉来什么我们就做什么。

  从工人提供的照片看,这种“补边膏”呈油性粘稠膏状,用一种颜色较为特别的黄桶盛装。桶身上没有任何商标标识,桶盖位置贴有一张白色标签,写有品名、重量和供应商联系方式。

  近年来,贵港林产加工业发展迅速,胶合板产量位居广西首位,每年生产的模板占全国的三分之一,也是全国最大的桉木胶合板生产集聚地。工人们所说的这种可疑“补边膏”是否也流入其他胶合板工厂呢?

  记者首先来到贵港市覃塘区的鞍山木业厂。据了解,该厂去年9月就发现一例患病工人。进入到生产车间,记者看到入口两边整齐地摆放着大量已生产好的建筑模板。不远处就是 “做边”的工位,赛博体育一名戴口罩的工人告诉记者,给木板封边的材料已经更换了。

  转出到车间出口位置,记者发现一个像临时仓库的地方堆放着几十个黄桶。走近仔细看,桶盖上贴有白色标签,从上面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判断,这批黄桶就是工人们所说的可疑材料,目前已处于弃用状态。记者随后又走访了多家木材加工厂,一些在生产一线的工人说,自从听说有人得病后,凡是油性的封边材料他们都不敢用了。

  记者从贵港市覃塘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,他们2017年12月8日接到患病工人反映的材料,第二天就联合当地林业、乡镇等多部门进行实地调查,并对两家胶合板厂的199桶标识不清的“补边膏”进行查封。覃塘区委、区政府也马上责令辖区内的所有木材加工企业全面排查,停止使用这种“补边膏”。12月13日,覃塘区安监局正式立案调查,并传唤该种“补边膏”的供货商陈某进行笔录问话。

  在笔录中陈某提到,他于2017年8月,通过代理从福建漳州引进3400公斤“补边膏”和“黄漆”到贵港销售,但他自己也不清楚这些产品是用什么原料生产的。陈某还向覃塘区安监局出示了一份测试报告,证明产品有害物质限量未超标。但黄新千副局长告诉记者,因为送检样品并非来自于那批查封的材料,所以安监部门对这份检测结果不予认可。而对于测试报告中提到的送检企业——“漳州帝美多涂料有限公司”,记者在国家工商总局网站中没有查询到任何有关这家企业的信息。

  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六条的规定,我们将进一步查实这种膏的生产渠道是否合法,或者提供的东西是否合法,让当地的安监局再进一步核查。

  据了解,自从2017年12月中下旬查封、停用这种 “补边膏”后,贵港市覃塘区和港南区有关部门再也没有接到工人患“脊髓炎”的病例报告。而记者了解到,患病工人生产的建筑模板是用于工地施工的,即使“补边膏”里有有害物质,也是在密闭高温的制作环境中挥发,之后建筑模板成品在通风环境下使用,不会对建筑工人健康造成危害。而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,在已知的十个患病工人中,有些得到了工厂赔付,有些却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。

  王亚忙告诉记者,怀疑是工作原因导致疾病发生后,他多次和工厂老板协商治疗费用,但老板均以种种借口推脱。

  贵港市港南区八塘镇泰源胶合板厂负责人 陆某:这个事我跟你讲,补边膏不是我在做,是原料商在做,有问题去找他们,就是这一句话。

  因为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,王亚忙患病后,老板还解雇了他和他妻子。工厂老板也不承认王亚忙的工友是在厂里打工染的病,拒绝提供医疗费和任何经济补偿。赛博体育

  据了解,贵港市港南区和覃塘区共有270多家胶合板厂,从业人数近30000人,人员流动性大,工厂不与务工人员签劳动合同现象十分突出。

 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,这种现象由来已久,一方面是木材加工没什么技术含量,简单培训就可上岗;另一方面,工人只要肯干,有些岗位每个月能拿4000~6000元不等的报酬。工作虽然辛苦,但从不缺人,因此在签合同问题上,厂方处于绝对强势的地位。

  知情人士:我们工人也要求过签合同,老板是说,我们这里不需要签什么合同,反正你爱干就干,不干就走人。

  知情人士透露,在贵港经营胶合板厂的老板大多来自福建漳州,他们往往通过包工头招募及管理本地工人。这种现状也造成了患病事件发生后,工厂老板和包工头互相扯皮的现象。

  从事相同岗位,又在同一时期患上同一种病,王亚忙、李阿六等人曾以职业病为由向当地人社和安监部门主张权利。2018年1月,贵港市港南区人社局和安监局先后到泰源胶合板厂进行调查核实,但该厂老板态度强硬,表示如果认定为职业病,他就全部赔偿,否则免谈。

  那么,在同一个岗位上患了“脊髓炎”,究竟能不能认定为职业病呢?广西医科大学教授韦小敏,从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相关教学科研工作已有三十多年。他告诉记者,“脊髓炎”并不在国家法定的132种职业病名单中,以前也没有木板加工患上“脊髓炎”的职业病史。

  木板加工的职业危害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甲醛,还有苯、赛博体育二甲苯等苯系物,由胶合板引起的脊髓炎,没有这个先例。不能排除没有这个职业病的可能性,但是这个原因要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,目前来讲认定还比较困难。

  建筑施工、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(业务)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,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,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。

  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,劳动者完全也可以就这个医疗费用的支出未能报销这部分,作为损失要求用人单位进行赔偿。

  王国庆、李阿六等人患上“脊髓炎”后,单是医疗费、药费、检查费这些,平均每天支出都要上百元,这还不算住院、交通、伙食等费用。一方面丧失了劳动能力,一方面又急需找钱治病,患病者家庭遭遇重创,陷入巨大的无助和绝望中。

  今年49岁的王亚忙,是三个孩子的父亲,两个双胞胎女儿正在大学里读研究生,最小的儿子在贵港上初三。生病至今两个多月,王亚忙为治病已经花了4万多元。

  而正值盛年的李阿六也有两个孩子,一个读初一,一个读初二。作为家里的顶梁柱,他的倒下让整个家庭陷入深深的痛苦和恐慌之中。虽然他幸运地被抢救过来,但现在依然瘫痪在床,妻子为了照顾他已经无法工作,这意味着家庭所有的生活来源都被切断了。

  最近,李阿六腹部肿胀,医生建议重新住院治疗,可家里东拼西凑,再也借不到钱了。王国庆家里的情况更加艰难。他上有78岁的母亲,下有5岁大却患有重度地中海贫血的孙子,现在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就是几亩杉树林。为了给父亲治病,女儿把杉树林和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。

  一群从贫困山区里走出来的农民工群体,原本打工脱了贫,却因为生病重新返贫。生病不可怕,可怕的是得不到及时地救治;贫困不可怕,可怕的是看不到改变的希望。发生在王国庆、李阿六等人身上的,不仅是个人的,还是群体的,是社会的疾病,是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群体长期得不到劳动保障,身为劳动者却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所滋生的“怪病”。

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,“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,坚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,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,做到脱真贫、真脱贫”。 在当前贫困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的形势下,如何切实保障他们的生命权、健康权,将他们的劳动权益真正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,这值得政府的相关部门认真思考。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障,不能只靠企业老板的良知,要靠相关制度真正地贯彻和落实。临时工作也好,正式工作也罢,入职前做体检,入职时签合同,入职后上保险等等,只有从制度上把“兜底”的工作做扎实了,才能让千千万万农民工摆脱顾虑,安心打工,才能让他们在实现“真脱贫、脱真贫”的道路上走稳、走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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